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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民家學:兩個世代的故事             讀洪棄生〈將泛海入中華做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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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泛海入中華作〉出自於遺民身份的洪棄生,洪棄生是個很特別的人物,不理解他的人,甚至會認為他性情很古怪。他出生於1866年,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,他由一個立志考科舉的清朝人,變成了日本異族統治下的殖民者,夢碎了,認同也模糊了,清廷/中國成為遙不可及的祖國,所以他反抗日警剃髮,直到日警剪掉他的辮子,他依然不留西式髮式,成為披頭散髮的一個「異人」。這樣徹底被遺忘、遺落、遺失的小人物,負隅頑抗擋身於時代巨輪之前。

 

說起改編自李喬小說《情歸大地》的電影「一八九五」,或許就可以體會1895這個時間點的重要了。在電影中,對長官唐景崧、丘逢甲、劉永福逃回中國,以客家子弟吳湯興、徐驤及姜紹祖為首,號召客家青年、佃農、土匪、閩南人所組成的義勇軍,使用菜刀、鐮刀為武器,孤立無援面對日本現代化軍隊。但他們面對到的是日軍實行「無差別掃蕩」,大屠殺行經的村落,最終首領之一姜紹祖被俘,諸多人死傷,面對後勤補給品不足等困境,讓電影中反覆浮現一種巨大的悲劇感。姜紹祖死前在監獄的牆下留下遺言:邊戍孤軍自一枝,九迴腸斷事可知;男兒應為國家計,豈敢偷生降敵夷。表述男兒最高價值並非是苟且偷生,而是保衛家園。「義軍」的壯志義勇,而「孤軍」的血淚孤獨則是一體兩面,這不僅是姜紹祖、吳湯興、徐驤等人的經驗,更是他們家人的心聲。像是被遺棄一般,無所依托,這也是洪棄生溫燙的生命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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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德威如此定義著他的「後遺民寫作」,他這樣敷衍著:餘生,意指「多」餘與「殘」餘,前者贅冗,後者不足,卻都暗示著歷史、社群,或個人主體的缺憾;餘生的記憶是事過境遷的記憶,逝者已矣,生者猶存,回憶成為突然卻又不得不然的追弔形式。當然,這群人的典型是朱天文、朱天心、駱以軍者流,真正專屬於台灣的「遺民」,洪棄生、林癡仙等人,總不被看見,更遑論殖民之始,避走廈門鼓浪嶼,遷居菽莊花園的林爾嘉此脈。

 

 

洪棄生於1922年夏天,由次子洪炎秋陪同,赴祖國遊覽,歷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八省。直至1923年,洪棄生於天津返台,次子洪炎秋獨自留在北京求學。這首詩〈將泛海入中華作〉寫於旅程伊始,他滿懷著孺慕之思看待這趟旅程:

 

 

飆輪發出東瀛東,臺灣水與吳淞通。五嶽三山禽慶志,五湖四海范蠡風。久閉島上如樊籠,山水瑟瑟無歡悰。有樹髡比湘君赭,有石血見秦鞭紅。欲向方壺覓員嶠,奈無黃平乏赤松。放櫂滄溟遊萬里,此行或遇東王公。中原今已霸圖空,龍蟠虎踞空匆匆。碧水千迴留古蹟,青山一髮餘高蹤。我從世外追溫伯。有目不送南飛鴻。必以雙屐踏萬重,一躡岱頂登高嵩。昂頭緲緲白雲峰,手擷仙人青芙蓉。歸來袖裏乾坤大,遊笻且化葛陂龍。

 

這趟旅程有友人作陪和兒子洪炎秋的陪伴,他描述的並非所見真實的風景,而只是概略的地域,諸如五嶽三山,反而是運用大量的典故:范蠡、秦始皇、東王公、洪適、嵇康、葛洪等典故,某種程度而言,典故聯繫起了古、今至少兩個不同的時空、空間。看到洪棄生的七言古詩,頻繁用典,字體拮据聱牙,我們該意識到的是,他跟我們處於兩個不同的時間觀,或者至少是有相異的認知世界的方式,所以他真的是「異人」,也就是「遺民」。

 

久閉島上如樊籠,山水瑟瑟無歡悰。」寫得是台灣的殖民高壓,如同樊籠桎梏了身體,而山水自然也蕭索,心靈也鬱鬱枯寂;「有樹髡比湘君赭,有石血見秦鞭紅。」這一切都有如秦始皇的暴行施加於台灣,他願如范蠡辭官無所求,遊於滄浪四海。結尾的「歸來袖裏乾坤大,遊笻且化葛陂龍。」他欣喜地以為經過祖國之遊歷,他可以脫胎換骨,得到充沛養分,殖民不可解,但可以醍醐灌頂一展詩才也是可寄託的事。

 

透過洪棄生1922年遊歷中國,他的神情是喜悅、希望的,但此時的中國已是民國,清帝早已退位,洪棄生的戀字癖,他所記憶的其實是個「文化中國」,而實體的中國/民國之亂,軍閥、思想、新文學,可能並非是他的世界觀所能理解的。這可以來繼續說說他留在北京留學的兒子洪炎秋為例子,洪炎秋一出生即被父親洪棄生命名為「洪棪楸」,表面字體的複雜,實則字體背後代表著頑強的反抗,以及故意致使統治者無法掌握其主體之意。這道遺民家學」(父親的影子)一直影響著洪炎秋,從戰前留日到留學北平、在淪陷區北平周旋於各個大學兼課的生活、與五四名士的交誼、戰後的家庭與教書生活等等。在當中他所形塑的自我乃是一個「時代的犧牲者」,其中的愛與死,他這麼說道:

 

我是個時代的犧牲者,老輩的舊享受,絲毫不敢沾染,小輩的新玩藝,又是一竅不通,一生過的是沙漠中乾燥無味的生活。論起學問,中學沒有學成,西學又趕不上,既沒有體,當然也談不到用,只好勤以補拙,努力做事,認真教書,以賣力氣掙飯吃,至今歷時三十七年。

 

對於殖民的時代,在時代的惡流下奮鬥過來,作家深感總是「時代」的推促逼迫以致於自我身體的流動、精神情感不斷地跨越各種文化與知識,並非出於自願地。

 

而他在〈我父與我〉一文,以「雙軌」的敘事手法,透過散文回顧敘事夾雜著洪棄生詩稿,刻劃一個作為「遺民」文人的父親形象,宛如洪炎秋單音的自我反饋,慈父的聲音/身影隨著詩稿的傳遞,亙久不變的存在著,散文回顧著昔日每段父親看管的讀書經驗,洪炎秋的好壞表現,父親都以詩作留下訓勉與責備,而洪炎秋回應道:

 

讀了這首詩,可以看出我父是怎樣的怕我隨俗浮沉,見異思遷,怎樣地盼我能在故紙堆中,去尋覓清高的精神生活。可是那時正是新舊劇變,而我又正當知識初開的時候。要我「見義勿思遷」,談何容易?我當時求知慾非常熾烈,家中所藏的《瀛寰志略》、《萬國史記》、《格致新編》等書,都很有吸引我的魔力,其中最感動我的卻是我父看過的幾十本《新民叢報》,和十幾本鼓吹排滿的《復報》。《復報》的內容和執筆者,我已想不起來了,唯它的封面那兩個反寫的、每期換色的大字誌名,至今猶歷歷在目,印象非常地深。我看了這些書報,思想和興味,都大起動搖,是不應該只在《五經》、《廿四史》這些故紙堆中討生活的,必須想法子去吸收新的知識,有一番作為纔是。然而在我的環境中,要想吸收新的知識,只有學習日語,是唯一的門徑。

 

反映出兩個明顯不同世代間的歧見,洪棄生寄託下一代能經世治國,但臺灣淪陷的歷史景深裡,他只能藉經典古籍與詩作,發抒悲情以寄託方寸。此篇散文中,作家引述父親〈喜次兒十五歲能兼詩畫〉:「汝以藝為游,勿以藝為泪;有成作班超,無成作楚屈」,傳達盼望洪炎秋能遇到政治昇平、經世濟民的理想環境,而「以藝為泪」、「無成作楚屈」也可說是一種深深的無奈。

 

他們的爭執,首先來自於對日本的看法,當時的知識份子若想救國,為突破殖民困境,只能學習日語作知識準備,兩代之間的衝突勢必無法避免,而這些親情間的破損與愧歉,徒存於洪炎秋在事過十多年後,以「老大徒傷悲」的心態一語道出:

 

現在事過境遷,我在外面以胡鬧了二十餘年,終於落得個「一事無成兩鬢斑」,應了我父的讖語,深悔當年不如老老實實去傳授我父的家學,或者還有成個一德之愚的希望,也免得父子失和,貽憾終身。而今我父的墓木已拱了,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,此情此景,負負徒呼!

 

        但最理解父親的唯有兒子,洪炎秋眼中的父親並非是個「異人」,除了聽兒子背詩之外,他更能理解父親的「遺民」堅持。洪炎秋另一篇寫得很好的散文〈辮髮茶話〉深刻地描敘,民政長官下村宏厲法剪辮放足的過程:

 

在二十五年前,他當了我們那裏的民政長官,少年得志,勇於作為,第一步就要使他屬下的人民,有所表示,於是下令勸誘剪辮放足,標榜同化,下級警吏,聽到上司屁聲,便覺得大似雷響,雷厲風行,爭顯成績,攔途剪人辮髮,入閨解人腳步,弄得雞犬不寧,閭閻騷擾,我的辮髮就是在那個時候,被警吏在路上給剪掉的。……當時我父作了一首七律,詠他這個舉動說:「是何世界任摧殘,警吏施威六月寒。削足妄思求適履,髠頭謬說慶彈冠。時無美人人鬜,家有金蓮步步難。癸女丁男顛倒甚,此間奚事不心酸。」

 

文章以「茶話」為題,回應下村宏的隨筆而作,下村氏原作意指為中國人辮髮積習難改,清朝辮髮殉節者如山,但日本在臺灣廢止辮髮卻找不到一個殉節者,而頗為訝異。洪炎秋也依循「辮髮」的話題開展,以洪棄生〈厲行斷髮散足事感詠〉一詩,說明日本殖民提倡剪髮的亂象,「癸女丁男顛倒甚,此間奚事不心酸」,日本警察妄想爭顯推行績效,削足適履。造成一連串荒謬的情形,髮式難看、行走困難,詩人喟嘆斷髮散足令破壞了男女外形辨識上的依據,殖民者強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各種改變,自己的身體都無法作主,世間還有什麼事比這更悲哀?

 

所幸,洪棄生朝思暮想的祖國行,他很開心,滿懷著希望結束旅行回到台灣,他有經歷過自己的身體可以作主的時光,即使是很短暫的幾個月。父親墓木已拱,但洪炎秋反覆再寫得抒情文章都有洪棄生的身影,以及他的詩句。他替身性的理解父親的傷痕,並且寬容的看待他不合時宜的面向。小時候的洪炎秋背詩給父親聽,現在長成的他,也用另一種方式,寫小品文,背誦著父親的詩,給父親,聽。也給我們傳下,他與父親的故事,從裂痕到體貼的生命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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