澄．湜

國家與人民，國家與民間，大敘述與小敘述一直以來呈現對抗的姿態。當這樣的詰抗關係，去建構一套歷史，敷陳自我合理性化身的知識時，知識分子與書寫又在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便成為本系列文章想要反饋的中心。

        於是我們先從劉禾檢討晚清民國的現代政體與國民開始，我們可以理解知識份子自古以來救國的蒼生大任，因此劉禾關注到魯迅寫的一系列作品無疑在建構著：辛亥革命、國民徒存幽靈般的民族想像，其策略性的操作，或許並不單單只向民族性，更指向「現代」國體仍未落實。因此「民間」、「國民」此一容器被賦予超乎水平的救國任務，但「國民」並不能立即跟上腳步，因此只能滑向藏汙納垢的器皿，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魯迅。因之魯迅挪用傳教士斯密思討論中國國民性的面子問題，已經超越斯密思的支那人氣質理論，而將自己對於國民性的矛盾情感導入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幅改寫了傳教士話語。

　　劉禾在該文中的總結，點醒我們知識生產當下的歷史痕跡的重要性，以及知識建構過程的健忘機制。她如此寓意悠長：

在我看來，問題的複雜性不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、國與國之間到底有沒有差異，或存在甚麼樣的差異。我們的困難來自於語言本身的尷尬，它使我們無法離開有關國民性的話語去探討國民性（的本質），或離開文化理論去談論文化（的本質），或離開歷史敘事去談歷史（的真實）。這些話題要麼是禪宗式的不可言說，要麼就必須進入一個既定的歷史話語，此外別無選擇。因此，話語實踐、知識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概念和範疇的運作，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論研究的第一位。不然的話，知識將永遠跟我們捉迷藏。

這也意味著知識的健忘症，其中嵌入話語建構骨骸中的臨時、突出、目的性被斬斷，成為一套穩固、超然、真理性的東西。我們該指陳魯迅這類知識分子的霸道嗎？而這樣與民間為敵，或者試圖建構它者的行為，其實在台灣日本殖民時期的知識分子也存在著這樣的矛盾與情結。或許，更應該檢視的是這些文學特徵其實是某種批評實踐的產物，諸如文體、文本、形式、內部邏輯，往往潛伏著作家精神史與歷史現場互為辯證。

且看鄭鵬雲〈登福州鼓山絕頂望臺灣〉：

　　滄溟龍渡海之東，地脈占祥憶晦翁。

　　百萬人家成島郡，十年劫火可憐紅。

詩作相當平易近人，表達詩人悲憤的心情。原自福建永春州來臺，追隨父親來台，卜居竹塹北門外湳雅，遂為新竹人。自日本殖民台灣，一批文人移居與新竹一水之隔的廈門，因此廈門有鼓浪嶼的菽莊花園，而鄭鵬雲也是當中一個例子，卻有極為鮮明突出之處，即使是日治時期仍遊走於兩岸、中日文人間。在這首詩作中，他自福州鼓山眺望，定晴於遠處的台灣。在鼓山以其山有巨石如鼓，每當風晨雨夕響若鼓聲而得名。鼓山的摩崖題刻處不下300餘處，宋代的題刻就達109處，這表示宋代就是文人觀賞勝景所在，如蔡襄所書「忘歸石」，被認為是書法藝術珍品，南宋理學家朱熹則題有「天風海濤」、「壽」等字體，後者是福建座崖石刻中少見的大字。

鄭鵬雲登臨此處或可能看到朱熹的手書，因而有宋代朱子登鼓山，望臺灣云：「龍渡滄溟，五百年後，當有百萬人之郡」的聯想，而此詩寫台灣命運多舛，昔日百萬人島郡的預言確實成真，但此郡已是日本殖民下的一郡，此一諷刺。首句滄溟龍渡海之東，意指傳統方志皆認為台灣地脈與福建相連。此一民間蘊藏的底蘊，一種對地脈風水的奇異想像。但如今登上朱熹預言出發的福州，卻浮現台灣歷經十多年統治，以「劫」寫殖民者戰火下的強取落奪、威逼脅制、災難的多層意涵，「可憐紅」已經表現詩人十多年所見的悲憤場景。

如今，朱熹的「壽」字已被蔓草遮蔽。苦思鄭鵬雲百年前的作品，歷史感卻依舊炙熱。

透過鄭鵬雲的登臨遠眺，隨手採集了身邊朱熹的臨摹字跡，化為自己欲訴表衷。這不僅顯示出鄭鵬雲個人歧異的軌跡，也意味著台灣、福州、乃至廈門其中錯縱複雜的視域，不只是書寫當下的日治，更延伸至字跡書寫當下的南宋。鄭鵬雲不是無端攫取，寄予台灣關懷，同時也連接到南宋與朱熹的處境。詩作刊於1907年9月17日的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》，在報紙一隅掩藏著一水之隔的鄭鵬雲，懷著諸多心思的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