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述，我們看到鄭鵬雲和王松轉折之際的所思，與此相聯結的、同為同時代的友人，亦可介紹鄭家珍。從鄭鵬雲登鼓山遙想台灣，或者諸多詩人登廈門鄭成功練兵之所遙想台灣，這些都顯示轉折年代裡福建、廈門與台灣除了朱熹所謂地脈相連的堪輿之學，還有更多人群移動的軌跡。
鄭家珍（1866-1928）為新竹東勢莊人，乙未轉折之際舉家內度，以教授漢學與堪輿寓臺八年（1919-1928），每年歲末返鄉省親。對於鄭家珍每年往返的心理他這麼寫道：
客裡驚心又早秋，金山磺水足勾留。雪痕渺渺前鴻爪，雲氣依依古虎頭。
廿載園林空夢蝶，半生落拓等閒鷗。東村桑梓重瞻拜，迴憶童年舊釣遊。
對於自己客居的定位，時間更迭讓他相當敏感，「半生落拓等閒鷗」都隱含著身不閒、暗傷神的意興闌珊，個人努力都抵不過宿命和時局更變。詩題題為「重遊」，內容充滿舊地重遊的感嘆，運用「雪痕鴻爪」的典故，寫出重遊虎頭山的感觸，自乙未割臺內渡後，如今返臺已悠悠過了二十多年，感嘆自己虛度光陰落拓半生。情景再旁出寫回到家鄉之後，回憶起童年與舊遊一同垂釣遊玩的景象，慨嘆之情令人唏噓。自己身已老邁，以「客」為居，故鄉也充滿著不安定的情懷。
前首討論王松〈書憤〉，他面對晚清進入日治的生命典型，消極徒有悲憤（其他後期詩作，更有向日人交好的面向）。
同樣面臨異族統治的徐孚遠，卻存有誓死不降清，寧願身困厄島的局面。他的〈鋤菜〉頗令人懷抱著另一番感受：
久居此島何為乎，惡溪之惡愚公愚。半畝稻田不可治，畦中種菜三百株。
晨夕桔槔那得濡。沾塊之雨昨宵下，葉裏抽莖生意殊。
烹菜沽酒卿自慰，西鄰我友亦可呼。只今十載在泥塗，南雲杳杳天路逋，
前面鄭鵬雲〈竹枝詞〉（四首），見到詩人可愛調皮的一面，但或未可忘他〈登福州鼓山絕頂望臺灣〉以著詩人之心，眼見殖民地下的台灣局勢詭譎難辨，身遇「十年劫火可憐紅」的遭逢之悲。
這樣的「劫火」意象是很多面對1895轉折年代的詩人所共有的身體感知，同樣出身新竹的詩人王松，有擁有類似的情感，他轉化以「家有兩姑」的狀態寫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無所依附：
生逢割地亦徒憂，烽火連天尚不休。家有兩姑難做婦，國無一士覓封侯！
安危於我何輕重，得失勞人問去留。大局不禁長太息，華夷從此是春秋。
這首詩是王松最為著名的作品，足以見到他轉折年代的精神史變化。「家有兩姑難做婦，國無一士覓封侯！」這句「姑」與「覓封侯」，前者可以是丈夫的姊妹，但也可是丈夫的母親，如字面上家裡有兩個婆婆，媳婦很難做人。配上後者，已經跳脫王昌齡閨怨詩所指從軍遠征，謀求建功立業，封官受爵。因此整句翻譯起來，前句就不是單純的閨怨詩寫婆媳問題，是王松轉化的寫法，寫乙未割台之後的「書憤」，身為讀書人，以讀書人的視角，身分與眼所見，兩者間產生落差的悲憤。家有兩姑已經是台灣有兩個太陽的問題，日治與祖國心另讀書人難以釋懷，民安所措手足乎？這是台灣的處境，但國家（中國，清廷）竟無一個「士」願意跳出來承擔責任力挽狂瀾。但不知，王松的反省是否也包含自己，對比其他如張我軍前往中國尋求幫助、林子瑾和吳佩孚等人交好、甚至鄭鵬雲也有上京向肅親王拜謁的舉動，王松是否做過些什麼？
遊走於兩岸之間的鄭鵬雲，其身分認同非常漂浮，甚至他頗有利用這兩地遊走的移動性進行文化權利的取得。但他對於待了很長時間的新竹卻有非常童心與親切地描述，在其〈新竹竹枝詞〉四首：
循例家家拜玉皇，半求名利半安康。不知案上司香吏，曾否分明達上蒼。
端陽佳節約同遊，角黍堆盤自應酬。況是今年風景好，大家海口看龍舟。
盂蘭勝會鬥繁華，女伴娉婷傘半遮。絕似芙蓉初出水，一枝葉護一枝花。
搓丸風俗紀閩南，淨手焚香祝再三。新婦背人拈一顆，當壚私自卜宜男。
開頭先以聯合報『原民抗日無立碑 「日方卻有17座」』這則新聞為楔子：
日據時代後期，日本為紀念對抗布農族的殉職警察，在此一區域設置至少十七個紀念碑，悼念其「功績」。「為什麼他們有，我們卻沒有？」高榮生說，布農族後裔看了用日本觀點書寫的紀念碑，會誤認為祖先是「鬧事的野蠻人」，不知祖先是為守護自己的土地起而抗日。
「為什麼他們有，我們卻沒有？」布農族喀西帕南事件的後裔這麼說道。是的，這個問題很值得被問。
但我們首先得注意，問題被追問起的「現在」這個時間點，如同霍布斯邦提醒我們「傳統」的被發明是「對新時局的反應，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，或是以類似義務性質、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；一邊是現代世界的經常性變動與創新，另一邊是在社會生活中盡可能維持現狀的企圖。」「現在」這個時間點正是所謂的「轉型正義」，知識無非是回應當下，但對於當下的急迫欲求，是否也陷入另一個「不見」？
國家與人民，國家與民間，大敘述與小敘述一直以來呈現對抗的姿態。當這樣的詰抗關係，去建構一套歷史，敷陳自我合理性化身的知識時，知識分子與書寫又在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便成為本系列文章想要反饋的中心。
於是我們先從劉禾檢討晚清民國的現代政體與國民開始，我們可以理解知識份子自古以來救國的蒼生大任，因此劉禾關注到魯迅寫的一系列作品無疑在建構著：辛亥革命、國民徒存幽靈般的民族想像，其策略性的操作，或許並不單單只向民族性，更指向「現代」國體仍未落實。因此「民間」、「國民」此一容器被賦予超乎水平的救國任務，但「國民」並不能立即跟上腳步，因此只能滑向藏汙納垢的器皿，其中一個關鍵點就是魯迅。因之魯迅挪用傳教士斯密思討論中國國民性的面子問題，已經超越斯密思的支那人氣質理論，而將自己對於國民性的矛盾情感導入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大幅改寫了傳教士話語。
劉禾在該文中的總結，點醒我們知識生產當下的歷史痕跡的重要性，以及知識建構過程的健忘機制。她如此寓意悠長：
在我看來，問題的複雜性不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、國與國之間到底有沒有差異，或存在甚麼樣的差異。我們的困難來自於語言本身的尷尬，它使我們無法離開有關國民性的話語去探討國民性（的本質），或離開文化理論去談論文化（的本質），或離開歷史敘事去談歷史（的真實）。這些話題要麼是禪宗式的不可言說，要麼就必須進入一個既定的歷史話語，此外別無選擇。因此，話語實踐、知識的來龍去脈以及各種概念和範疇的運作，就不能不上升到理論研究的第一位。不然的話，知識將永遠跟我們捉迷藏。
這也意味著知識的健忘症，其中嵌入話語建構骨骸中的臨時、突出、目的性被斬斷，成為一套穩固、超然、真理性的東西。我們該指陳魯迅這類知識分子的霸道嗎？而這樣與民間為敵，或者試圖建構它者的行為，其實在台灣日本殖民時期的知識分子也存在著這樣的矛盾與情結。或許，更應該檢視的是這些文學特徵其實是某種批評實踐的產物，諸如文體、文本、形式、內部邏輯，往往潛伏著作家精神史與歷史現場互為辯證。
遺民家學：兩個世代的故事 讀洪棄生〈將泛海入中華做〉
〈將泛海入中華作〉出自於遺民身份的洪棄生，洪棄生是個很特別的人物，不理解他的人，甚至會認為他性情很古怪。他出生於1866年，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，他由一個立志考科舉的清朝人，變成了日本異族統治下的殖民者，夢碎了，認同也模糊了，清廷／中國成為遙不可及的祖國，所以他反抗日警剃髮，直到日警剪掉他的辮子，他依然不留西式髮式，成為披頭散髮的一個「異人」。這樣徹底被遺忘、遺落、遺失的小人物，負隅頑抗擋身於時代巨輪之前。
說起改編自李喬小說《情歸大地》的電影「一八九五」，或許就可以體會1895這個時間點的重要了。在電影中，對長官唐景崧、丘逢甲、劉永福逃回中國，以客家子弟吳湯興、徐驤及姜紹祖為首，號召客家青年、佃農、土匪、閩南人所組成的義勇軍，使用菜刀、鐮刀為武器，孤立無援面對日本現代化軍隊。但他們面對到的是日軍實行「無差別掃蕩」，大屠殺行經的村落，最終首領之一姜紹祖被俘，諸多人死傷，面對後勤補給品不足等困境，讓電影中反覆浮現一種巨大的悲劇感。姜紹祖死前在監獄的牆下留下遺言：「邊戍孤軍自一枝，九迴腸斷事可知；男兒應為國家計，豈敢偷生降敵夷。」表述男兒最高價值並非是苟且偷生，而是保衛家園。「義軍」的壯志義勇，而「孤軍」的血淚孤獨則是一體兩面，這不僅是姜紹祖、吳湯興、徐驤等人的經驗，更是他們家人的心聲。像是被遺棄一般，無所依托，這也是洪棄生溫燙的生命史。
王德威如此定義著他的「後遺民寫作」，他這樣敷衍著：餘生，意指「多」餘與「殘」餘，前者贅冗，後者不足，卻都暗示著歷史、社群，或個人主體的缺憾；餘生的記憶是事過境遷的記憶，逝者已矣，生者猶存，回憶成為突然卻又不得不然的追弔形式。當然，這群人的典型是朱天文、朱天心、駱以軍者流，真正專屬於台灣的「遺民」，洪棄生、林癡仙等人，總不被看見，更遑論殖民之始，避走廈門鼓浪嶼，遷居菽莊花園的林爾嘉此脈。
洪棄生於1922年夏天，由次子洪炎秋陪同，赴祖國遊覽，歷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八省。直至1923年，洪棄生於天津返台，次子洪炎秋獨自留在北京求學。這首詩〈將泛海入中華作〉寫於旅程伊始，他滿懷著孺慕之思看待這趟旅程：
空間不是自然而是社會：讀賴和〈北上車中人滿苦無立錐之地即成（二首）〉
隨著關門的動作，我隨之獲得了一個新的時空。（胡晴舫〈超時空連結〉）
離家赴外地念書之始，交通工具由公車轉變成火車，但火車畢竟僅是返鄉、返校才會搭起。直至生命跨過另一階段，再轉換至台北念書，火車轉換成捷運，這樣的「超時空連結」的禁閉感，讓我恐懼不已。人們操守時刻表，會合、關門、放行、轉車，沒入地下，滑動手機，似乎我們也就區隔了地上歲月與地下隔壁的鄰人，心暗了。
公車、火車到捷運，意味著現代與生活的密切連結，因此知覺與世界感也旋及吹起了風暴。透過賴和的〈台北各工場報曉水螺之聲正在校起床時刻今復聽之萬感叢生〉寫就讀總督府醫學校時期，聽聞水螺響起，就慌張忙亂地開始一天的生活，就可以理解到近百年前的賴和與我們同樣的悲慘歲月：
曉夢三年已不驚，今朝重聽水螺聲。恍惚猶疑方檢點，匆匆下榻待先生。
「走街先」──走路是一種反抗：讀賴和〈大嵙崁〉
走街仔仙 走街仔仙 替人看病走代先
街頭巷尾 走無停 透風落雨伊作前
前面一首詩〈北上車中人滿苦無立錐之地即成（二首）〉介紹賴和搭火車的經驗，接下來，賴和選擇走路的方式，進行他的踏查民生與思索。從前面的介紹起，我們可以很熟悉賴和的說話腔調，很溫燙的、貼近庶民的、敘事力強的、反饋到自身的。所以外在與他自己，他選擇所見、寫下、再反饋到自己的實踐。
我很喜歡走路，走路之於我而言，是可以全然放空，我喜歡看天空，天空有不同的姿態、神情、抑或說話腔調。而我也喜歡沿途的風景，路旁的孩子嬌態、頑皮、少女的裙襬、帥哥的吸睛、當然也有路邊推著小車翻找資源回收桶的阿嬤阿伯、還有會在熙來攘往的捷運站出入口或賣場門口販賣雜誌的街友老伯。我仍舊不喜歡台北，我看我的風景，我有我的心情，可以任意躲避、率性坦然，但其實我纖細地、窺視著他人，當然他人也窺視著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