澄．湜

        開頭先以聯合報『原民抗日無立碑 「日方卻有17座」』這則新聞為楔子：

日據時代後期，日本為紀念對抗布農族的殉職警察，在此一區域設置至少十七個紀念碑，悼念其「功績」。「為什麼他們有，我們卻沒有？」高榮生說，布農族後裔看了用日本觀點書寫的紀念碑，會誤認為祖先是「鬧事的野蠻人」，不知祖先是為守護自己的土地起而抗日。

「為什麼他們有，我們卻沒有？」布農族喀西帕南事件的後裔這麼說道。是的，這個問題很值得被問。

但我們首先得注意，問題被追問起的「現在」這個時間點，如同霍布斯邦提醒我們「傳統」的被發明是「對新時局的反應，卻以與舊情境相關的形式出現，或是以類似義務性質、不斷重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過去；一邊是現代世界的經常性變動與創新，另一邊是在社會生活中盡可能維持現狀的企圖。」「現在」這個時間點正是所謂的「轉型正義」，知識無非是回應當下，但對於當下的急迫欲求，是否也陷入另一個「不見」？

台灣所存的碑文、刻字、銅像、紀念碑無處不見，甚至現有的行政官僚為橋墩揭碑、為學校動土都可見其鼎鼎大名。隨著歷來的朝代、外來者、殖民者，也不斷透過諸多方式在台灣留下「到此一遊」的痕跡。

對台灣語言很有研究的小野真盛，親臨基隆大沙灣爆發中日戰爭的古戰場，見到「大沙灣佛國將軍碑」寫下此詩：

　　東海澄波旭日呈，砲臺荒草佛碑明。

　　蠻天風雨今休息，無復當年叱吒聲。

對於這些歷史陳跡，小野真盛頗有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」之感，但他只看到這些「被遺忘的」，卻未看到「真正」被遺忘與被建構的。「東海旭日」隱喻著日本國力的威武，昔日法國進犯台灣的中日之爭，早已「荒草」蔓蔓，但實際更隱喻著「當年叱吒聲」與日本國的旭日東升的此消彼長之勢。無論紀念碑紀念的是佛清之役的雙方戰士與否，這塊碑文與小野真盛的書寫頗有曖昧處引人思考。

對於高高在上的紀念碑與民眾，賴和倒是寫了不少，在〈三角湧〉詩中，在「山色蒼蒼水色清，地靈合有人傑生」當中，賴和寫下長段的附記「割台未久，此鄉土匪 ---不服其統治者，與世所謂土匪有異五---聯絡生蕃反叛，與日軍抗戰甚力，討伐軍被塹壕所阻，許久不能突破，乃利用台灣話詐謂銑彈不給，欲全線退卻。因蕃人中亦有解台灣話者，遂信之以為機有可乘，欲出追擊，全壕之伏盡起，遂被徘銃掃射，前線全斃，不能再戰，乃乞和，是役討伐軍死者亦似不少六。吾在公學校時代，曾學得三角湧三十士之歌， 詞甚悽惋。」；地靈人傑被建構為「土匪」，敷陳日本自乙未割台從東北角進攻一路南下接收台灣的正當性，更被妝點為「三角湧三十士之歌」、立下碑文。賴和的壯遊，就是發現自己過去承接的「現代性」知識的荒謬，他的反饋與剝除己身，想必非常沉痛－－這是一個謊言的時代。我們知道，這是一段國家政權的治理術，與民間為敵，從根本拆解地方原有的意義，人、事、物都不具備自身存在的意義，哪怕自己的後代都要被人所「教」。

再看賴和〈北埔〉五首，賴和「我來捫石讀題字，不敢哀唬只淚垂」，對比「居民見慣似忘悲」。因為這些居民也是被教授的、愚騃的一群，「警署前庭兀兀碑」這高聳的碑文，猶如「補大人」的鞭子與眼睛。後兩首詩：

唱亂居然第一聲，憐他膽大又年輕。逃姬不是傾城色，豈為區區小不平。　　　

婦女謙柔總可憐，能從虎口獲全生。非關民族懷偏見，鐵證分明在眼前。

足見賴和的立場，如同他在〈三角湧〉詩中，反駁「土匪」之詞，他在〈北埔〉中反對北埔武裝抗日事件義首蔡清琳被定義為「好色之徒」，也憐憫其日籍校長夫人受到漢人保護免於被害。賴和他翻轉的是五位被殺害的日童所豎立的「五子碑」，賴和所垂淚應當也包含虎口下死滅的孩童，儘管是日籍，賴和也體貼孩子們與校長夫人無異。但悲哀的是，被定義、被馴化卻不自知的愚騃群眾們，「此亦人子也」不分籍別，但虎口之始「乃知釀亂非民責，為政休教失不平」。無人究責，也無人敢究責，壯遊途經此地的賴和尚只能低調吟思這人生之嘆、土地之悲。

這些點點的矛盾與曲折層次，怕只是小野真盛「東海澄波旭日呈」的視域所不可見的－－關於戰爭的悲傷，關於自己身世被定義的憂傷，徒剩高昂的紀念碑不死，仍肩負監視之責。